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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绸文史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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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梳女

文章来源: 发布时间:2016-07-31 15:25:04

图27-3? 捐建冰玉堂的自梳女合照(1951年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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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德均安冰玉堂
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,南、番、顺一带蚕丝业迅速发展,特别在民国7年至民国18年(1918~1929年),是蚕丝盛世时期,需用大量育蚕、缫丝、丝织的女工,这为女性创造了自食其力的条件,加上当时缫丝厂制度苛刻,妇女怀孕即被解雇,发现上班给孩子喂奶又被解雇,当时工作时间长,因家务多而迟到遭罚甚至无位开工的司空见惯,再加上生儿育女后因贫困无法抚养成人的比比皆是,于是一些女工对婚姻产生恐惧,为了抗争,为了逃避封建婚姻的枷锁,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青春,决心终生不嫁,遂约定成俗,实行“自梳”———自己动手把发辫盘在头上梳成髻子,又叫“梳起”,外表为已出嫁的形象,社会上谓之“自梳女”。

“自梳女”“梳起”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,亲友和相好的姐妹都来庆贺,其热闹程度与正式结婚无异,自梳之少女当天穿上华丽的衣裙,先祭告天地祖宗,然后自己对镜亲手把辫子盘起在后脑上,梳成髻子,簪上花,然后鸣炮,再一次拜祭天地,随后请亲友吃一顿饭,便成为“自梳女”。“自梳女”日常一般只穿纯黑色衣服,而不再穿花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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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梳女”虽然不结婚,但为解决生活中的苦闷,也为了互相照顾,有些“自梳女”相约结交“相知”聚居,也有些两人结交“同性”生活,俗称“孖桑枝”,互相照顾至终老。为解决身后的归宿,有些“自梳女”名义上嫁给一个早已死去的男子,她们与雄鸡拜堂,俗称“嫁鬼”或叫“守清白”,这样身后的灵牌就可以放进男家祖先位,由男家的人拜祭供奉;有些“自梳女”在名义上嫁给一个男子,但说明不洞房,宁愿出钱替丈夫“纳妾”,自己做“阿大”,死后灵牌便有着落(编者按:南海一带对此才称“守清白”);也有些“自梳女”生前捐一些钱给尼庵或斋堂,甚至合力建一座专门供奉“自梳女”灵牌的寺庙为自己留后路。

“自梳女”为老来着想,总希望趁年轻力壮时多积几文钱,故总是勤俭度日,她们每天起早摸黑,在高温潮湿阴暗的生产环境里拼命工作10多小时,生病也不敢歇息。由于过度劳累节俭,“自梳女”大多脸上没有润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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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梳女”平日可继续居住母家,采桑缫丝,自食其力,闲时常到“姑婆屋”与众姐妹聚会,在生活上互相扶持,亲如家人。年老或病危,须移居“姑婆屋”,绝不能在母家去世。“自梳女”由于经济自立有积蓄,生活上独立自由,故当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和崇拜,“自梳女”之风在南海、顺德的缫丝业中兴起后,曾一度在省内蔓延开去,在以妇女为主力军的行业,便具备了产生“自梳女”的条件。建国前,“自梳女”风气最盛的要算南海西樵简村,该乡是我国机械缫丝的发源地,据资料反映,抗战前该乡连续8年没有一个女子出嫁,全部“自梳”起来,附近的杏头乡建国初期统计全乡1532人中就有“自梳女”200多个,南庄、九江及顺德乐从等地也有不少,建国初期,仅顺德容奇的立新丝厂一间厂就有“自梳女”近200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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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末活在人世的“自梳女”仍有数百人,仅顺德的立新丝厂、伦教丝织厂及原红卫丝厂仍有已退休的“自梳女”过百名;肇庆市也仍有以织席为生的“自梳女”10多名,她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世纪老人了。这些“自梳女”经历了三个朝代,活到今天终于享受到好日子。现在,南海最大的一位“自梳女”已有’99岁高龄,仍然神智清醒,94岁的陆顺兴还保存着自梳前到照相馆拍摄的黑白大照片;顺德容桂还有几对“孖桑技”朝夕相伴;乐从镇鹭州村92岁的黎宝妹,政府建有条件优越的敬老院她不愿去,至今仍要居住在安放着众姐妹灵牌的、不准男人进入的“光烈堂”(俗称
“姑婆庙”)的寺庙旁,天天吃斋念佛,头上盘着的一条长辫子,记载着自梳女这段历史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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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作家杜埃于90年代创作出中篇小说《自梳女》,讲述一叫“阿欢”的顺德自梳女在民国时期的故事,小说主人公霍霍表达的“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、救过他们的自梳女,这位为革命挺身而出,置危险于脑后的好大姐……”。2006年,顺德作家吴国霖先生创作出触及自梳女题材的长篇小说《丝都寻梦》,该力作大胆地撩开奇异婚俗的神秘面纱,细腻描写晚清缫丝行业的传奇故事,全景展现南国丝都的风土人情。

香港制作的电影《自梳》,由刘嘉玲、杨采妮、李绮红主演。影片颇为逼真再现地当年蚕桑生产、缫丝流程直到丝绸交易的全过程,对“自梳女”产生的文化背景,有了更真切的、形象化的、视觉上的展示,揭示了丝绸生产在近现代化对人性觉醒、人格独立的推动作用。这与杜埃的《自梳女》又有了更多的新意,颇具启蒙色彩与个性解放的意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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